一方面，要完善合同法和民事执行、破产清算等制度，加大敦促债务履行和强制债务清偿的力度，另一方面，要完善企业立法建立重整制度，实现企业的康复和再建，从根本上消除债务积淀的原因。关于企业再建，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立法政策。

    第一种是放任主义，即任凭当事人自由协商，企业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和解制度便是奉行这种政策。所以，如果债务人不提出和解方案，或者不能提出令债权人满意的方案，如果债权人不接受和解，或者没有足够多的债权人接受和解，那么，企业就只有倒闭清算。

第二种是包办主义，即企业的再建完全由政府一手包办。其代表就是中国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第4章。其中第20条明确规定“企业的整顿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主持”，并规定，“企业整顿方案应当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企业的整顿的情况应当定期向债权人会议报告”。在这里，第一，债权人除了被告知企业整顿的情况外，对于企业整顿方案既无发言权，也无决定权；第二，企业的经营者完全被排除在整顿程序之外；第三，企业职工对企业整顿只有了解权和建议权，没有决定权；第四，人民法院对企业整顿完全不过问。可见，企业整顿方案完全由政府主管部门制定、决定和执行。由此，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后果：其一，债权人对企业整顿不信任，因而很难在事前与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而按照该法的规定，达不成和解协议，则不能进行整顿。其二，这种整顿程序不仅使主管部门获得了主持整顿的权力，也是他们承担起整顿的负担（包括财政负担）和整顿失败的风险，因此企业的主管部门一般都缺乏“负责主持”整顿的积极性。实践证明，这种政企不分的包办式整顿程序是行不通的。

    第三种是干预主义。所谓干预，前提是承认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和鼓励当事人协商、妥协，这是它不同于包办主义的地方。而它与放任主义的不同之处则在于，法律制度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作了一些必要的和适当的限制；而这些限制都围绕着一个目标，这就是促成重整的成功和企业的复兴。例如，在美国“在破产法院主持下的重整为最明智的财务选择的情况下，某些原则出现了。首先，债权人之间为从债务人那里获得支付或者行使在债权人财产上的抵押物处分权的正常‘勤勉竞赛’必须停止，以便维持现状，重整的裁定以及重整所应用的形式，只有在有合理的机会确定对所有的当事人最公平和最有利的调整时，才能作成。为了使债务人的事业被作为一个营运实体保存下来，同时对所有利害关系人的权利进行重组，法院行使某些权力对于维持债务人企业的经济生命，通常是必要的。法律把这些权力授予破产法院，其中包括：⒈阻止有担保债权人、税务机关、不动产所有人和其他人夺取财产或者取消对债务人有利的合同；⒉允许债务人借款和为借款而在债务人的财产上设置与现有债权人的抵押权相平等或者优先于它们的抵押担保；⒊批准债务人在重整计划中提出的资本结构调整措施，包括延期还债认可书（extension），延期偿付权，债务削减（composition），债权转换成股权（exchangeofdebtforequity），以及可能为债务人以稳定和能够赢利的状态重返商界所必要的其他类似的财务调整；⒋在有关事实充分揭露以后，以及债权人就提交司法批准的最终计划发表实质性意见的表决程序以后，使那些不同意的债权人服从对多数债权人来说是可接受和有利的重整计划。”贵州省煤矿企业重整案中聘请资产评估机构与审计机构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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